日本政壇一夜變天。自民黨與公明黨長達26年的執(zhí)政聯(lián)盟宣告破裂，剛剛當選自民黨總裁的高市早苗，距離成為日本憲政史上首位女首相，只差最后一道門檻——國會首相指名選舉。然而，這一步，她可能邁不過去。

公明黨宣布退出聯(lián)合政府，理由是無法接受高市早苗任命深陷“政治黑金”丑聞的萩生田光一擔任要職，也擔憂她右翼強硬的政策取向。更微妙的是，這位即將登頂權力之巔的女性，不僅沒有獲得所有女性選民的歡呼，反而在性別議題上屢屢“倒退”：她反對夫婦別姓，反對女天皇，甚至被批評為“塔利班高市”。她的崛起，像一面棱鏡，折射出一個被長期忽視的真相：女性登上權力巔峰，并不必然意味著性別平等的勝利。

我們曾以為，第一位女首相的誕生，會是一場溫柔的革命。但現(xiàn)實提醒我們，性別身份與政治立場之間，并無天然的等號。

日本國會中女性議員的比例長期墊底G7國家。2025年，眾議院女性占比僅15.7%，參議院稍高，整體議會女性比例在全球148個國家中排名第102位。幾十年來，女性參政的口號喊得響亮，可實際進展緩慢。高市早苗的當選，看似是突破，實則更像是體制內(nèi)一次精準的“收編”——她不是靠推動性別平等贏得支持，而是憑借保守派基層的票倉、強硬的安保立場和對安倍路線的忠誠。她的女性身份，成了這場勝利的副產(chǎn)品，而非驅(qū)動力。

這并非孤例。法國極右翼領袖瑪麗娜·勒龐，以女性身份帶領國民聯(lián)盟走向主流，卻堅決反對性別多元、LGBTQ+權利；意大利總理梅洛尼，歐洲首位女性右翼領導人，公開強調(diào)“母親是國家的基石”，反對同性婚姻。她們的共同點在于：她們用女性身份為保守價值背書，反而讓傳統(tǒng)秩序顯得更“正當” 。政治學中稱之為“保守女性主義”——女性不再作為被解放的對象，而是成為維護傳統(tǒng)家庭、民族與道德的“天然守護者”。她們的權力，不是用來打破結構，而是用來加固它。

高市早苗正是這一邏輯的東亞樣本。她年輕時玩重金屬搖滾，特立獨行；可一旦進入權力核心，她背誦《教育敕語》，強調(diào)“國體”，在性別政策上寸步不讓。她丈夫改隨她的姓，這本可成為推動“夫婦別姓”的契機，她卻在公共政策上堅決反對。個人選擇與政治立場的割裂，暴露出一個殘酷現(xiàn)實：在男性主導的政治體系中，女性要上位，往往必須先證明自己“不像女人”——不情緒化、不妥協(xié)、不軟弱，甚至比男人更“硬” 。而一旦掌權，她們便更傾向于證明自己“可靠”，于是選擇維護現(xiàn)有秩序，而非挑戰(zhàn)它。

這種“象征性代表”的勝利，帶來的是雙重困境。一方面，它確實打破了“女性無法領導國家”的偏見，激勵更多女性參政；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消解了性別平等的政治意義——當女性領導人自己都不推動性別改革，反對者便有了最有力的反駁：“看，連她都不支持，說明這問題沒那么重要?！庇谑?，結構性的不平等被輕輕繞過，仿佛只要有一個女人坐在最高位，系統(tǒng)就已“足夠公平”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這種突破往往是孤獨的。高市早苗的背后，并沒有一個強大的女性政治網(wǎng)絡支撐。日本政壇依舊由年長男性主導，女性候選人獲得的競選資金平均只有男性的60%，媒體仍熱衷于討論她們的穿著、婚姻和育兒選擇。當一位女性靠迎合保守派上位，她很難再回頭推動那些可能動搖其權力基礎的改革。她成了“例外”，而非“先驅(qū)”。

卡瑪拉·哈里斯在美國的經(jīng)歷，恰恰是另一面鏡子。她試圖以多元身份凝聚進步力量，卻因被視為“過于激進”而失去中間選民；她的女性身份被放大，卻也讓她陷入“不夠強硬”的質(zhì)疑。相比之下，高市早苗選擇了另一條路：淡化性別，強化立場。她不談女性權益，只談防衛(wèi)、經(jīng)濟、國家安全。她用“去性別化”的方式，換取進入權力核心的門票。

如今，她的首相之路因聯(lián)盟破裂而懸于一線。但無論她最終是否就任，這一事件都已留下深刻印記：女性掌權的時代或許正在到來，但掌權之后呢？權力是否會改變結構，還是被結構所改變？

我們曾期待第一位女首相帶來一場溫柔的變革，但現(xiàn)實告訴我們，真正的變革從不依賴某一個人的性別，而取決于制度是否允許她做出不同的選擇。當女性可以不必“比男人更硬”才能上位，當她們不必在“做自己”和“掌權”之間做選擇，當政策不再以“傳統(tǒng)”之名壓制平等——那時，我們才可以說，玻璃天花板，真的被打破了。

而現(xiàn)在，我們看到的，或許只是一扇門開了一條縫，門后站著的，是一個選擇了守護舊秩序的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