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料想，一位曾歷經長征的革命老將，竟最終淪為背叛整個組織的叛徒，親手奪去上百同志的生命，卻能安度晚年，這樣的結局實在令人憤慨。蔡孝乾的人生軌跡中，隱藏著隱蔽戰(zhàn)線最為痛心的記憶，同時也蘊藏著他得以“逃脫清算”的秘密。

1908年，蔡孝乾在臺灣彰化誕生，早年便投身于革命事業(yè)。1928年，他當選為臺灣共產黨中央委員，1934年，作為臺灣的代表，出席了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并當選為中央執(zhí)行委員。同年10月，他隨紅軍踏上了長征的征途，成為唯一一位參與長征的臺灣籍共產黨員。在抗戰(zhàn)期間，他擔任八路軍總部野戰(zhàn)政治部部長兼敵工部部長。1945年9月，應中共中央的指派，他赴臺籌備相關工作。1946年7月，他秘密返回臺灣，隨后正式就任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——彼時，他已成為組織寄予厚望的核心骨干。

踏入臺灣之后，蔡孝乾的心態(tài)開始發(fā)生了微妙的變化。雖然他以商人的身份示人，實則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，不僅貪污了數萬美元的工作經費，更與年僅16歲的侄女馬雯娟保持著不正當的同居關系。更為嚴重的是，他在工作中極度疏于職守，竟在筆記本上直呼聯絡人吳石為“吳次長”，甚至在貨幣上留下了朱楓的聯系方式，這些細節(jié)最終成為了特務破案的關鍵線索。

1949年8月，《光明報》事件爆發(fā)，基隆中學的校長鐘浩東不幸被捕。盡管鐘浩東至生命終結都未曾泄露任何人的身份，但在精神錯亂之際，他不經意間吐露了一句“老鄭如今如何”，這一句不經意的話語使得特務們迅速鎖定了蔡孝乾所用的化名“老鄭”。同年10月，高雄市工委的委員李汾發(fā)生叛變，他供出了省工委的副書記陳澤民。特務在陳澤民的筆記本中再次發(fā)現了“老鄭”的名字，經過嚴刑逼供，最終獲得了蔡孝乾的藏身之處。到了1950年1月29日，蔡孝乾在臺北泉州街26號被成功逮捕。面對審訊，他謊稱自己僅是一名普通的聯絡員，并曾提議帶領特務去捉拿所謂的“上級”。然而，在抵達臺北的一家木材行時，他趁特務不備，翻墻逃脫。

在嘉義鄉(xiāng)村的幽居生活里，久享山珍海味之美的蔡孝乾終究耐不住寂寞。1950年3月中旬，他冒險踏入鎮(zhèn)上的西餐廳，品嘗牛排之際，不幸被特務識破，再度落網。這一次，他并未選擇頑抗到底，甫被羈押便提出了一個條件：唯有馬雯娟能與他一同入獄，他才愿意供述。在獲得允許后，短短一周內，他便將臺灣地下黨的全部情形，包括組織結構、干部名單等細節(jié)，一一和盤托出，其詳盡程度令人驚嘆。

這場叛變帶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。國民黨特務根據蔡孝乾提供的線索，再結合他第一次被捕時搜出的、寫有朱楓聯絡方式的新臺幣，很快鎖定關鍵人員。最終破獲80多件“中共間諜案”，400多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被捕，其中110人被處決，受此案牽連被清查的人員更是達1800余人。國民黨“國防部”參謀次長吳石、女特派員朱楓、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(jiān)陳寶倉等核心力量相繼遇害——吳石被捕，直接原因是1950年2月朱楓在舟山落網時，身上搜出了他簽發(fā)的《特別通行證》，而蔡孝乾記事本里的“吳次長”記錄，早為特務埋下了追查線索。臺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被摧毀，大陸部署的解放臺灣內應力量徹底癱瘓。當時粟裕正準備攻臺，后來不僅因為地下組織崩潰，更因1950年6月朝鮮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、美軍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，解放臺灣的計劃才被迫擱置。

叛徒蔡孝乾卻安然無恙。國民黨不僅未對他下手，反而于1950年首先任命他為保密局設計委員會委員，次年1953年，又晉升為情報局匪情研究室少將銜副主任，至1956年，更兼任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副局長之職。特務機關在芝山巖為他建造了住所，并準許他與馬雯娟同居并育有子女，表面上待遇與同級別人員無異，然而住宅四周卻始終布滿了嚴密的監(jiān)視，聲稱是為了“防范中共報復”，實則他一直處于半封閉的囚禁之中。

此叛徒雖背負累累血債，卻得以逃脫清算，原因在于其在臺灣對其有著極高的利用價值。他不僅泄露了地下黨組織的詳盡名單，更在《中央日報》發(fā)表《致臺灣地下黨同志信》，并在廣播中勸誘投降，從心理層面進一步削弱了殘余勢力。對國民黨而言，蔡孝乾不僅是一份活生生的“匪情研究”案例，更是宣傳“共黨崩潰”的有力工具，其存活的價值遠勝于死亡。加之其畏死貪生的本性及追求享樂的心態(tài)，易于被操控，因此并無必要將其除掉。

從大陸的視角來看，并非不愿意進行清算，實則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條件。自蔡孝乾叛逃之后，臺灣的地下組織遭受重創(chuàng)，情報渠道亦被徹底封鎖，加之兩岸之間的嚴重對立，根本無從對其實施任何行動。隨后，朝鮮戰(zhàn)爭的爆發(fā)使得大陸的戰(zhàn)略焦點轉向北方，對于在臺灣境內的叛徒，更是無從下手。

如此，蔡孝乾在臺灣平靜地度過了余生。1982年10月，這位74歲高齡的他在臺北離世，其葬禮雖簡樸卻莊重，未涉審判，亦無追責。然而，那些他間接或直接導致喪命的革命戰(zhàn)友，吳石在臨刑之際，以“憑將一掬丹心在，泉下嗟堪對我翁”的詩句表達了對先輩的敬意；朱楓則吞金明志，即便身中數槍，仍高喊口號，誓死不屈；張志忠“未供一人一事”，被特務贊譽為“唯一硬漢”。這些英勇烈士，均在40余歲之際英勇犧牲。

有人稱他為“被困于牢籠的囚徒”，然而，身處豪宅、享受少將級別待遇的生活，又怎能稱之為懲罰？那些被他陷害致死的戰(zhàn)友，他們的家屬手持烈士證明，期盼著正義，而蔡孝乾卻能目睹自己的子女成長。歷史有時顯得如此無情，并非所有罪惡都能立刻得到清算。然而，時間終將揭示真相，烈士的英名將被永遠鐫刻，而蔡孝乾卻只能以“叛徒”之名，被釘在歷史的恥辱之墻上。